：徐鹏远

　　发于2023.10.30总第111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1950年的夏天，历史学家顾颉刚开始动笔撰写自传。在追忆起中山大学的往事时，他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一生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

　　那是1927年的4月，担任中大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鲁迅，因为不满校方聘用顾颉刚而负气辞职，还引发了学生罢课。在这以前，鲁迅对顾颉刚嫌恶甚久，即使是写给爱人许广平的信中，也总是忍不住捎带几句奚落之语。经此一事，累积的矛盾爆发成为了知识界的一桩公案，沸沸扬扬一直闹到《中央日报》上，甚至差点对簿公堂。虽然官司最终不了了之，但过节并未消弭，直到去世前的最后一年，鲁迅还不忘在小说中创造一个红鼻、口吃的鸟头先生，借以暗讽顾颉刚。

　　鲁顾二人的恩怨，很大程度上缘于派系纷争和私人误会，却也不乏观念上的龃龉。在写给郑振铎的一封信中，鲁迅曾直截了当地说过：“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故事‘辨’成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而在那篇《理水》中，鸟头先生最为滑稽的一幕，同样出现在其急赤白脸地宣扬 “禹是一条虫，鲧是一条鱼”的学说时。很明显，鲁迅此处揶揄的仍是顾颉刚的《古史辨》。

　　《古史辨》第一册中收录着一篇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后文简称《论古史书》)的文章，最初发表于1923年第九期的《读书杂志》，文中根据《说文》释义推测禹可能最初只是一种神灵动物，流传到后来才成了夏的始祖。此文即出，举世哗然，就连顾颉刚自己都在晚年的回述中称其为“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尽管几年之后，他通过《答柳翼谋先生》一文和《古史辨》第二册的自序，申明自己放弃了这一假设，但对于过往文献涉及夏史人物及事迹多出自后人编造的观点仍旧坚持。与此同时，由这颗原子弹引爆的一场疑古运动也已蔚然成风，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一股生猛力量。

　　标新立异的“夏史伪造论”石破天惊，反对的声音必然接踵而至，鲁迅不过是其中之一。彼时的许多人都觉得，这些疑古派简直是“着了魔”，“竟敢把一座圣庙一下子一拳打成一堆泥”。对此，顾颉刚作出过驳斥，还扔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回应：“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瞧罢！”

　　当然，支持者也大有人在，昔日的北大舍友傅斯年就是一个。《论古史书》发表的时候，傅斯年尚在柏林留学，读罢之后写了一封极长的信给顾颉刚，称赞其“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说包含着“科学家精神”，“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1927年，也正是他作为中大文科学长，不睬鲁迅的反对，坚持向顾颉刚发出了任教邀请。